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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秦慕萍（武汉中院党组书记、院长）

　　我分享的典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讲话中所引用的“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这句话源自东晋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外篇·广譬》，其含义为：固定不变的制度不能应对千变万化的社会，一条道路不可以通达无数个方向，在行船上刻记号无法找到落入流水的宝剑。葛洪作为一位儒道兼修的学者，不但通达自然现象的变化无端，还将这种变化引申到社会发展之中，表达了人要懂得顺应变化、顺势变通的看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引述这一典故时，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思想精髓，着眼群众流动频繁、分布不断变化的时代特点，针对群团组织工作，提出要善于自我革新、夯实群众根基。纵观近年来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多重论述，从2019年7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前瞻要求，到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前沿展望，再到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的深刻凝练，都一脉相承地阐释了其对与时俱进、科学应变的高度重视和切身体会，为我们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做好司法工作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和法院工作实际，我认为总书记引用这一论述有三重寓意：

　　一、明势——以洞察大局的慧眼，于变化中把握根本方向。

　　霍姆斯在《普通法》指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法律人所需要的经验，包含对时代需要的感知、对公共政策的直觉、对流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论的理解，因而不是固化的、刻板的。这与“常制不可以待变化”的思想遥相呼应。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司法工作者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就需首先练就一双慧眼，既看到变化的表象，也看到不变的规律；既掌握司法规则，更时刻把握社会发展需要。

　　一方面，要胸怀大局。“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从历史人物看，葛洪虽主攻道教理论，但并非一味钻研方术炼丹、自然现象，而是兼顾天下苍生和经世致用，用儒学的治世智慧丰富发展了道家思想，这种全局观和复杂性造就了《抱朴子》这一流传千古的经典。从当前政策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所以能创造性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经济战略，是基于对我国发展的历史逻辑、现实状态的整体判断和深刻分析。法院工作具有极强专业性，执法办案者有时容易囿于法律条文、学术理论的“定制”，而缺乏对社会大势的洞察、对政治高度的判断、对社会生活的关照。法院干警应当提升司法能力、追求专业精神，法院队伍要走职业化、专业化道路，但不能被困在僵化的司法理论和逻辑思维中，忽视历史、回避现实、不问方向。唯有开拓眼界、胸有乾坤，才能认清眼前形势、契合时代要求、避免机械司法，让法律规则从活的实践中来、到活的实践中去。

　　另一方面，要找准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从宏观上说，这是强调中国不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迷失方向、顾此失彼；从微观上看，这是提醒各行各业要抓住主要矛盾，明确自身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优势，尽心尽责做好本职。近年来，我国的制度优势、社会治理效能逐渐凸显，“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根据《人民法院报》的一组数据，2020年1—11月，全国八类主要刑事犯罪案件下降9.3%，人民群众对平安建设的满意度达到98.4%，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其中司法保安全、护稳定作用不可或缺。当前，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国际国内环境更加复杂，对法院服务保障大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法院作为党和人民的“刀把子”，要牢牢坚守法治阵地，更精准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更主动落实好“六稳”“六保”、优化营商环境、省域社会治理的各项部署，让司法引领、规范、保障功能发挥得更实、更准、更有力。

　　二、求变——以直面挑战的态度，化被动应对为主动作为。

　　葛洪在论述中引用的刻舟求剑的典故，警示我们不能停留在原地，坐等时机流失，而要对周围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保持清醒认识，要善于把握机遇、主动求变、找寻出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和化解前进路上的各种风险，还进一步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有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正是立足对各种不利因素长期性、复杂性的清醒认知，要求我们直面挑战、善于应变。

　　一方面，要认清变化的两面性，力克畏难情绪。当前，国内外安全形势严峻复杂，社会矛盾深刻变化，司法改革进入“深水区”，法院工作正处于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期。一些同志往往眼光不够长远、信心不够坚定，囿于当下利益得失，产生畏难情绪。对此，我们应当转换思维，认识到风险挑战也是倒逼自我革命、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指出：“在哲学意义上，‘难’是在任何领域前进道路上永恒的命题”，顺境中多半存危机，逆境中往往有机遇。对这一点我深有感触。近年来，武汉法院办案数逐年增长，涉黑涉恶、金融安全等重大敏感案件办理任务更为艰巨。尤其是2020年，在因疫情致使诉讼服务、庭审活动受阻情况下，收案数突破31万，创历史新高，工作压力不可谓不大、肩负责任不可谓不重。而恰是在重重挑战之中，我们迎难而上，通过在线庭审、远程提讯克服办案难题，推行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优化资源配置，不但以不到全省1/5的法官办理了全省法院1/3的案件，还通过大要案办理、疫情防控，提升了干警应急处突的能力水平。可见，想要化危为机，就决不能畏惧改变，而要勇于直面挑战、把握关键机遇，更要设法乘势而上，努力在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求破。

　　另一方面，要增强应变的主动性，眼光放长放远。应变，并非被动随环境变化而变化，更不能简单被客观形势推着走，必须增强主动性、前瞻性、预见性，在找准“势”即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把握总体方向、预判未来走向、全力抢占先机，唯此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发展洪流中破局立身。面对新冠疫情之“变”，武汉法院在全员投入抗疫阻击战、确保法治防线“不打烊”的同时，还将目光聚焦到后疫情时期潜在司法风险，针对法院如何化解“疫后综合症”、保障复工复产，提前研判、早作应对，出台了涉疫民商事案件法律适用指引七大类56条，梳理了三大类17项涉疫风险并提出建议，被最高法院列入相关全国性指导意见。今后，司法环境还将持续深刻变化。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郭声琨书记指出了今年政法工作要认清的“七情”，为防范风险于未然提供了明确指导。我们也将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着眼当下、思虑长远、未雨绸缪，在经历风雨中发展，在应对挑战中成长。

　　三、得法——以人民至上的本心，在多途中探寻最优路径。

　　葛洪提出“一途不可以应无方”，但是否摆在面前的每条道路都能顺利通往正确的目的地？是否任何一条道路都是最捷径、最有效？想必并非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学应变”，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忽视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对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而言，唯有实现群众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正确的道路。

　　一方面，要更加注重效果。面对疫情蔓延的形势，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想达到控制疫情、稳定社会、安定民心的目标，但使用的方法截然不同。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群体免疫”，并未把人民的生命健康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追逐资本和商业效率的权宜之策。相比之下，我国在疫情防控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危急时刻做出武汉封城的重大决定，还成为唯一一个全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的国家，在大战大考中，以中国速度、中国力量行非常之举，取得了最优成效。究其原因，还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把握住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核心理念。我们在司法工作中，也要牢牢坚守司法为民的宗旨，树立“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理念，在诉讼全过程关注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兼顾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认知，努力实现执法办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效率。利民惠民，不但要坚守法治初心，还要求我们开拓思路、懂得借力。当前，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和复杂性态势，面对当前群众日益增长的定分止争需求，诉讼程序成本高、周期长、对抗性强，仅依靠法院一己之力难以高效化解全部纠纷，多元共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面对新情况、新态势，法院既要严守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诉讼定分止争、权利救济的功能不缺位，也要推动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司法在基层自治中不越位。我们将进一步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更加主动地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推动社会多元治理制度化、规范化，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为公众减少诉讼成本、提升解纷效率，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我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体法院干警必将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心态与气魄，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实际行动，直面今后未知的斗争与考验，推动司法工作焕发新活力、新生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更大司法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