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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惠福，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小平，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副教授。

　　新时代的新闻传播学人，要担负起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三大体系”的重任，路径和方法始终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对路径方法的探索问寻中，我们发现，其间有若干绕不过的关系。这些关系其实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不是“非我即他，非他即我”，而是“他在我才在，我在他之中”。也就是说，这些关系具有共在性与共通性，相互依存，相互间必须互融和互动，“使其建立合理而有生命力的‘联系’(connections)”。不能将构成关系的双方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使两者失去相互依存的条件和共同发展的动力。这样，才能实现研究路径方法的优化，将研究带入佳境。对此，我们曾经撰文作述论说。这里再从近段时间对整个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谈一点想法。

　　一、小叙事与宏大叙事的共在与共通

　　我们知道，“宏大叙事”原本是在文学理论批评中使用的概念，因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叙事”，所以后来多被历史学家所用，并引发过一场广泛而深刻并产生溢出效应的关于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相互关系而又不仅仅限于两者关系的讨论。作为叙事方式具有主题性、目的性和统一性的宏大叙事，由于具有某种一贯的主题，追求完整的、全面的叙事，与总体性、共识、实证(证明合法性)具有部分相似的内涵，而且“常常与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联系在一起”，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弥漫西方世界时遭到质疑和批判。同时，“不同于宏大叙事的总体性”，而是“着眼于一些具体的、多样的和附有特色的修史路径”的小叙事受到推崇。情况严重时，“举凡一切试图从整体安排历史的阐释与写作，都被视作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宏大叙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斯·韦伯主义，还是年鉴学派乃至自由主义等，皆被视为不同理论范式的‘宏大叙事’”，成了重新审视的对象，“一切试图以某种理论宏观表达对历史整体解读的著述”，都被后现代理论者所声讨，“历史学也开始被无数的‘小叙事’肢解得七零八碎，一地鸡毛”。在社会发展演变进程中，人们不断地对“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关系进行反思和探讨，重又认识到，不能反对“小叙事”的存在。“因为无论是从丰富历史认识的层面看，还是从整体与个体之间循环的张力看，‘小叙事’都有存在的必要。”然而，“历史的叙述，无论大小，都必然地会有它对历史的解释和赋义;既是人类赖以获取生命意义的途径之一，也是历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且“阐释学告诉我们，尽管认识是从事物的个体开始，但要真正认识这个个体，则又必须将这个个体置于事物的整体当中，而人们认识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对于事物整体的认识。因而从认知心理看，人们总是希望从整体把握事物，建立对事物的整体解释”。所以，我们“无法完全地规避或逃离‘宏大叙事’”。

　　不只是文艺批评和历史书写，众多学术领域的研究都有宏大叙事和小叙事关系原则的讨论。经常看到的“宏观叙事”“微观叙事”等概念，均与此有关。能否科学地处理宏大叙事和小叙事的关系，看起来是研究路径和方法的选择，其实关系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这同样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统摄影响之下具有整体性、宏观性、全局性、方向性的研究称作宏大叙事，比如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的架构设计、重大基础理论及基本理论研究，新闻传播历史的总体性描述和阐述，对中国特色新闻事业现状及发展方向、路径、战略的整体性分析解释，对新闻传播方针政策、体制机制、运行模式的解读研判，等等。而所谓小叙事，则可理解为对相对较小的某个点进行深描的、微观的、具体的个案研究。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区别和差异主要反映在研究的内容上，但也关涉研究方法。比如宏大叙事常常综合运用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历史人文研究与技术功能研究等研究方法，以实现对宏大主题的统驭涵摄及研究结论的广度和深度。而小叙事为了追求“打深井”的深度需求，则更多采用量化的、实证的方法，具有某种单一性。

　　如同在历史书写和文艺批评中人们对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关系在相互争论中不断获得诸多富有洞见的认识一样，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研究中追求整体性的宏大叙事与“细部深描”的小叙事不是二元对立、互不搭界乃至相互排斥的，而是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倚重。偏于一端、顾此失彼，会对整个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当下在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或恐需要引起注意。前些年，在讨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建设时，学界对过分致力于体系框架的搭建缺少有深度的微观、中观研究支持，认为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特别是其在中国不断发展的成果系统地梳理吸纳，按照其内在逻辑进行体系化地结构表述，使人们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有整体性的把握，是十分必要的。然而，通过中微观的研究提出新的发现、新的观点、新的思想，建立新的概念和范畴，为体系性理论奠定基础，提供支持，是更应该重视的。这是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建构路径的一种自觉，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这几年似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状况，即除了研究目标不够明确，研究课题游离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建构这一主题之外，尤为突出的是，一些具体的、小切口的、微观的、精细的题目，甚至一些边缘化的、冷僻的题目研究多了起来且十分活跃，而对重大的、关键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以及关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基础理论研究则比较少，高质量、高水平的成果更是少见。概言之，就是小叙事兴旺繁盛，而宏大叙事稍显冷寂。对此，学界已有觉察。周勇在中国新闻史学会2019年学术会议的主编论坛上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认为当前跟随式的、停留在具体时间与空间断面上的现象、案例、微观问题的形而下层面的研究比较多，从较大时间空间维度上观察并探讨内在发展规律的形而上层面的研究相对少一些，研究价值有待提升。程曼丽在谈到新闻史研究应具备科学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时也讲到，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碎片化倾向，“研究题目琐碎、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的关怀，缺乏全面的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缺乏共识”。

　　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整体和个体、全面与局部的关系来理解各类书写中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因为宏大叙事与小叙事关系的讨论有更多的面向与内容，涉及历史观、时空观、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然而，它可以用哲学上“和”的理念予以处理，即必须彼此相谐，融合发展。具体的、小切口的、微观的小叙事对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来说，具有“做墙砖”“植树木”的作用，其价值意义绝不可低估，必须做得更好。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对具有整体性、全面性、方向性之价值意义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不能重走后现代主义曾经走过的弯路。当年宏大叙事遭到非难，而小叙事被推崇，后现代主义盛行，有着西方知识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主义弥漫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目睹西方世界日益衰落的西方知识分子，失去了乐观主义，怀疑进步、怀疑理性、怀疑科学主宰了他们对问题的思考。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彼时已然大为不同，今天我们进行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经过一代代的接续努力建构起本土化的新闻传播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它是宏大的体系性创新，一切研究，都要努力为这个目的服务，向这个方向聚焦。为此，离不开整体性、全面性、方向性的宏观研究，舍此，难以实现宏观体系创新的宏大目标。而且，此种全局性背景下的宏大叙事，其中具有对“元叙事”含义的进一步凸显，即使进行微观性研究的小叙事，也必须具有对全面的整体关照，即具备全局意识、宏观意识和方向意识。这样，才能使全局的小叙事具有宏观眼光的广度和宽度，与体系创新的目标同向同行，进而实现“小叙事”应有的张力和价值。我们曾经说过，学术思想史表明，当思想理论处于由解构到重构的关键时期，容易陷入“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迷思。而这个重建性的时段，又特别需要“宏大叙事”的规划、设计、统摄、引领，所以，宏大叙事往往更显其价值。对这一点，学界同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二、反思批判与建设创新的共在与共通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撰文总结新中国7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就，思考当前研究局限及其超越时，提出了5个方面的问题，即思辨压倒实证、反思强于引领、批判盖过建设、阐释多于创造、观念重于现实。应该说，这5点对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而其中反思强于引领和批判盖过建设则更加值得重视。在谈到“反思强于引领”时，作者认为，“在深厚反思性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其引领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当务之急”，“对现实的思想引领，不仅有助于主体自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有益于哲学自身发展”。关于“批判盖过建设”，作者指出，“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设。批判只是‘上篇’，建设构成‘下篇’……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应有强烈的反思性与批判性，而且必须展现强劲的建设性与创造性。马克思强调在批判中建设：‘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在批判错误理论过程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马克思一贯的创作方式”。回望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如何把反思批判与建设创新统一起来，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加大建设与创新力度，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面向。

　　更远的时段且不说，只说近10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新闻传播研究中，反思和批判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式。21世纪进入新的10年时，学界对传播学被引入之后的理论旅行情况反思进入深化阶段，甚至提出了“中国的传播学研究一开始就走偏了”的观点。这个观点尽管后来引起了讨论，有学者认为，“一开始不存在什么偏”，因为这一学说的引进，“有其特定的历史现实的触发”，是与当时的情势相契合的，我们不能用“颠倒了的逻辑追问前人”。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从主体上看，基本上是美国式传播研究的翻版，而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传统极深厚的国度，效率意识是社会的主导意识。在这样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兴起的传播研究，“在研究问题、框架和方法论等方面过于聚焦传播效果研究”，“为日后的传播学发展戴上了无形的枷锁”，而“效果研究的传统使得传播学者乐于去对传播效果和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却忽视了对整个传播过程以及传播行为宏观的描述，忽视了对于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传播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探究……忽略掉将传播视为一个动态的、整体的人类行为，忽略了将传播视为社会活动的核心要素，从而也就忽略了对传播背后原因、动机、过程等一系列机制(why)的探究”。在看到源自美国的传播学这些先天性缺陷之后，学界对传播学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等各流派及数年来的中国化引介进行反思梳理。有学者提出对美国传播学主导范式再书写。还有人从西方传播学的多元性出发，指出中国传播学的引介和发展过程中对达拉斯·思迈斯学术思想的忽视。而思迈斯恰恰是20世纪70年代便两次到中国实地调研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传播理论、政策和实践的西方学者。对思迈斯的忽视，说明我们“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西方传播学的引入尤其是吸收也一边倒地倾向美国主流实证传播学”的问题。

　　传播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让我们对学科范式框架、体系流派及意识形态倾向继续进行甄别和批判的同时，又增加了对诸多经典理论观点的检视审察，新闻传播学的反思有了更为现实的新内容。如把关人、群体极化、沉默的螺旋、议程设置等诸多传播学经典理论，由于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均已不同程度地遭遇碰壁质疑乃至颠覆解构，呈现疲弱乏力之势，丧失了生机活力，因而均已进入人们的反思视野。学者们采用不同的研究分析方式方法进行重新审视、检验和求证。通过这些反思，不仅使大家看清了新传播技术对这些传统经典理论带来的由表及里的冲击，更进一步看到了它们的种种缺陷及先天不足。一段时间来，这种反思是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参与，尤其是不少接受过先进学术研究方法训练的年轻学者运用模拟仿真、大数据研究等研究方法，得到了一些新的发现，从而使结论更为精准可靠。

　　这些反思和批判的意义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反思和批判是“哲学生命活动”的基本方式，人类思想的进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在不停的反思批判中实现的，离不开健全的反思批判机制，反思力和批判力是推动理论学术前进的强大动力。新理论、新学术的建立，往往都是起始于反思与批判。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同样如此，需要靠科学有力的反思批判来驱动推进。没有成熟的反思和批判，就难以拨开迷雾发现新闻传播学理论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缺失和不足，难以认清在理论引进发展中的历史性成绩与遗漏，也就难以明确新闻传播理论建设的正确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新时代、新技术的巨大挑战面前，传播学“正在成为人文、社科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可能成为重写人类历史的核心概念”，而传统传播学的诸多经典理论却又因陷入困境而大大影响新闻传播学对现实的概括力、解释力和指导力，因而对它进行从整体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的反思批判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面对此情此景，甚至有学者指出，对既有的新闻传播学而言，用“否思”比“反思”“再思”似乎更有启发意义。因为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再思’，对学者和科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当新的证据瓦解旧的理论，各种预测失灵，我们总是被迫反思我们的假说。所以，学者们经常反思19世纪社会科学的内容，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假说对待。然而，除了‘经常性’的反思之外，对这些社会科学理论，我坚信我们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干脆‘否思’(unthinking)。因为在我看来，时至今日，这些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

　　然而，我们的学术理论研究不能停留在反思、批判层面。正确的状态应该是将反思与建设创新结合起来。人类思想的发展、文化的进步当然离不开反思与批判，但反思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在反思批判中发现缺陷，找出问题，明确方向，实现创新发展，形成新的思想理论观点，才是最终目的所在。没有“立新”的“破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仅仅只有反思和批判生产不出新的知识，建立不了新的理论，解决不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创新问题。反思和批判只是“上篇文章”，必须要有提出新思想、创立新理论的“下篇文章”相衔接，才能写好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这篇新时代的“大文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是把反思批判与创新建设统一在一起的，建设和创造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同样应该成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学术研究的主题。对于学者个人而言，源于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将研究方向和目标设定在反思批判上，我们应当予以尊重。但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则应该紧紧围绕时代的主题，将建设和创新作为主要目标、主要任务，而且应该尽可能地用这一目标引领学者们的研究，把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凝聚起来，增加每个学者对实现主要目标的“贡献率”。优点和缺点时常会相互转换，反思批判过度强化，往往会使建设性、创造性相对弱化，这是值得注意的。对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形成、演化进行梳理考证，“却顾所来径”，对经典的理论观点重新予以检测证述，这类研究自然应当继续进行。但是我们更应当提倡向内看、向“东”看，向前看，走出书斋，走向实际，以“在场”“在第一现场”的姿态，关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回应现实的需求，把更多的兴趣热情、精力智慧投注到研究现实状态的变化，提出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实现“术语革命”，建构新的知识图谱上来，并由此解释现实的变化，引领实践的发展。这样，才能纾解当下所谓的“创新焦虑”。

　　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共在与共通

　　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有人说这“向来是一道难解之题”，但说它“难解”，绝非“无解”，人们对两者之间逻辑关联的认识在曲折中逐渐趋于明确。哲学社会科学自然具有本质上的学术属性，对此无须多论。学术与政治之间理当保持一定的张力，二者不能简单混淆和等同。但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并不存在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也从来不是凭空产生、坐而论道的，而恰好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一旦学术性话语与政治性话语完全脱离，再强大的理论能量也不能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真实力量，而政治性话语如果缺乏学术性话语的阐释与支撑，其科学性便会受到削弱”。

　　新闻传播学科作为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社会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组成中，是最具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学科之一，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和应用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表达，大都体现和反映在我们党一代又一代领袖人物的新闻活动和对新闻事业、新闻工作的论述中。深入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新闻思想和关于新闻工作的言论与实践，是以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学术体系为目标的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其中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更应该以高度的自觉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很显然，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重视。一方面，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影响依然存在，一些学者远离“正在做的事情”，漠视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需求，对关乎中心、关乎全局、关乎国家治理大政方针和政治性比较强的研究缺乏必要的兴趣、热情和敏感，坐拥书斋，在象牙塔里选择一些边缘的、冷僻的、很西方化的课题，做所谓精致的、纯粹的学术。另一方面，一些政治性较强的研究学术理论含量不够，滞留在用政治性话语诠释解读的层面，大话空话比较多，失于肤泛虚空，诚如王国维所说，“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缺少学术的深度开掘和支持，离“用学术讲政治”的要求相距较远。罗以澄曾经指出当前新闻学研究中存在“四多四少”的现象，其中有“两多两少”就涉及如何处理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即“应景式的、注经式的‘入世’研究多，而有学术含量的‘出世’研究少;跟风式的随大流、同质化研究多，而具有高性价比的原创性研究少”。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是天然的、内在的。“社会科学的出现与发展同现代国家的演变，同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工业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化的现代城市社会有密切的交互作用关系。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及北美出现的国家新形式的特点在于管理与传播能力的大量增长，社会科学的兴起就是这种增长在学术论说方面的对应表现。”“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发展无法脱离国家而存在……虽然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之下，社会科学日益突破国家的界限，而且日益作为世界性的知识体系来发展，但是，社会科学的文化基础、社会基础以及物质基础依然生成于国家这个政治空间之中，而且现代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的内在需求，不但没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减弱，相反更加迫切”，所以，社会科学必须承担起国家体系的理论建构。“社会科学通过其应有的学术论说来建构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是其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现代社会科学所具有的建构性，决定了这种学术论说在本质上不应该是消解的和被动的，相反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其内在使命是通过积极主动的学术论说，将国家的发展引导到更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轨道上来”。正因为如此，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不可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也不能将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割裂开来。如果这样，研究就会陷入“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学术游戏之中，研究价值必然难在更大意义上呈现，应当自觉地培植政治意识，以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三大体系为总目标，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把握发展大势，认清时代走向，密切关注现实，从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变迁的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理论。

　　不应该把学术研究的政治性要求当成一种束缚，也不能把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理论出新不够、真知较少归因于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强调过多，而对纯学术研究宽容不够。且不说所谓“去政治化”本身就反映了某种政治诉求，其实，学术与政治同向而行，这是大多数学人走过的路，更是许多重要学术思想形成、发展之路。别的不说，看看传播学是如何在美国诞生的，看看传播学的各个学派是在何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演变发展的，是受到哪些条件促成推进的，也可以让我们有所释怀。有学者梳理回顾了作为大众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传播研究20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的背景和历程，提出这一研究是“政府与学者的共同选择”，其间可以看到“学术与政治合谋的暧昧关系”。该文介绍了辛普森和席勒的一段话，颇能给我们以教益。辛普森和席勒认为，“包括传播‘效果’研究、舆论、受众研究技术和与之相关的数据方法、‘二级传播流通’理论的培植以及在公共关系工业中广泛使用的‘动力’技术的发展等，都是政府支持下的心理战研究的遗产，大众传播研究随之成为掩盖文化帝国主义影响的工具”。尽管“从知识生产的一面来看，大众传播研究在战后的发展自有其独特的知识逻辑……更多地是从学术的角度设计应用研究课题”，但是“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弄脏了手’”，使“方法论逻辑所标榜的‘价值’与‘事实’的二分法、‘价值中立’的原则在国际传播领域对于‘知识为何’的回答中露出了最危险的一面”。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不可能排除主体的旨趣及其他主观因素影响，对事实的接受、选择、描述和综合不能没有重点和方法，概念的使用不可能不牵涉到特定主体旨趣甚至全部社会实践”。这些都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王国维在辛亥革命之后，由专心于学术思辨、强调学术独立转向自觉地将学术与政治两者结合起来思考，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固为人类最高事业之一，然非与道德、法律互为维持，则万无独存之理……”也因此，王国维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到“文以载道”及“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之中。先贤大哲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作为后来者，就更不该在这里纠缠不清，彷徨不前了。

　　当然，强调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指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不能游离于现实需求之外，绝不意味着可以淡化研究的学术性。恰恰相反，必须在学术探索上付出极大的努力，使其充满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这才是我们的追求。近段时间以来，源于欧美的建设性新闻被引介到我国，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建设性新闻以解决问题为要旨的“建设性”，是其理念之核。这与我们的正面宣传十分相似，因为建设性是正面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几十年的正面宣传中一直强调“建设性”。那么，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为什么能在欧美得到认可并在一定范围内风生水起呢?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在发展过程中得到积极心理学的学理支持。积极心理学成为建设性新闻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这使得建设性新闻虽然问世时间不长，但却有了饱满的学理性。反观我们关于正面宣传的理论研究，由于缺少有深度的学术开掘，所以研究成果也缺少应有的解释力、说服力和指导力，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科学地理解，也使这一方针在贯彻落实中的某些问题难以得到校正。其实不仅仅是正面宣传，我们在对许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思想观点的阐释中都有这样的问题，循环自证，浅层次地诠释，缺乏有深度的探究，逻辑的自洽自足不够。这充分说明，政治性话语如果缺乏学术性话语的支持，其科学性便会被削弱。政治性和学术性深度结合，实现两者的同频共振，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体系，毕竟是一个学术大厦。建构这个大厦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生发思想、生产知识的学术过程。没有哲学出场，不在学术上下功夫，这个大厦是建不起来的。